綜而觀之，學界關于認知語言學研究“社會轉向”的說法有待商榷。認知語言學對社會維度的研究早就有提及，不是“轉向”問題，至多是一個論述“不足”問題。
自認知語言學發軔以來，學術界對認知語言學忽視社會維度的批評聲音就一直不斷，先后出現了主張認知語言學“社會轉向”的兩大學派——認知社會語言學（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和社會認知語言學（sociocognitive linguistics）。認知社會語言學以Geeraerts和Cuyckens等人為代表。2007年，Geeraerts和Cuyckens在《牛津認知語言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中詳細談論了認知語言學的“社會轉向”問題。他們認為，認知語言學研究應當關注社會語言學和語言變異視角，重視語言變異、區域變異等方面的研究。2016年，Geeraerts又在《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雜志撰文，在認知語言學“兩大承諾”——普遍性承諾和認知承諾的基礎上補充了“社會符號承諾”，并認為人類語言的描寫和解釋應當與語言作為“社會符號”的地位相一致。社會認知語言學由Croft于2009年在《走向社會認知語言學》一文提出。Croft認為，認知社會語言學在于描寫和闡釋言說者和言聽者語言知識的社會互動機制，這些互動機制源于合作行為、協同和規約等一般社會認知能力。不難看出，二者在基本主張上雖略有差異，但都認為認知語言學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維度的研究，應當對此予以關注，主張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社會轉向”。
近年來，關于認知語言學“社會轉向”問題的討論愈演愈烈。特別是在2016年，《認知語言學》雜志開辟專欄，討論認知語言學的成就與不足。Divjak等學者全面總結了認知語言學發展至今仍然存在的“四大問題”，Dabrowska則總結了與認知語言學發展相伴的 “七大不足”。在這“四大問題”和“七大不足”中，認知語言學研究對社會維度的忽視均位列其中。對于這次討論中提出的相關問題，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并沒有作出專門的回應。
不過，早在2008年，認知語言學創始人 Langacker在《認知語法導論》（以下簡稱《導論》）一書最后一章《與世界打交道》中就指出：“語言的認知觀能否囊括其社會功能？對此有人存疑。然而，這些擔憂不過是空穴來風。”另外，2017年，Langacker又在《認知語法中的理據性》（Evidentiality in Cognitive Grammar）一文中簡單討論了認知語法研究中的社會文化問題。他認為，所謂的“社會轉向”毫無根據，認知語法對社會文化維度的研究是固有的，因為它主張“基于使用的”（Use-based）模型。那么，我們不禁要問：認知語言學對社會維度的研究是“轉向”嗎？
通過認真梳理認知語法關于社會文化維度研究的一些文獻，我們認為，關于認知語言學研究“社會轉向”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實際上，一直以來，認知語言學的確從未脫離過對社會文化維度的關注，所以學界對認知語言學的這一批評有失偏頗。Langacker在《導論》一書以及近年相關講習和論文中提出的關于社會文化維度研究的相關論點，有助于學界進一步認識認知語言學對社會文化維度的研究狀況。
語言是通過在社會語境中交互使用而學會的，互動體現為人際間的言語關系，其都是通過社會文化因素傳遞的。認知語法采用“基于使用的”語言研究觀，強調語法構式是在人們頻繁使用語言事件基礎上抽象出來的。Langacker在《導論》第13章指出：“語法事件既是語言成長的搖籃，又是語言演化的熔爐。”因為語言單位都是從用法事件中抽象出來的，其在本質上就融入了社會文化維度。語言表達式意義有賴于廣泛而的概念基底（conceptual substrate）。概念基底包括語境、觀察格局（viewing arrangement）的效果和言語行為（speech act）等。首先，語言單位融入了社會文化語境。Langacker在《導論》第13章指出：“與語言相關的語境包含幾個相互交織的維度，即物理的、文化的、社會的以及語言的維度。”也就是說，語言單位包括用于反映其賴以發生的語法事件的社會文化方面。譬如對“貓在墊子上”（the cat is on the mat）這句話的理解，可能會喚起這樣一個社會文化模式：貓是寵物，人們在家里養貓，默認的情況是一家只養一只貓。當交際雙方的互動達成協同一致時，“貓”的指稱功能就實現了。其次，觀察格局體現了社會文化。不同社會文化下語言所體現出來的觀察格局是不同的。如英語中“she ordered him to leave”，這句話體現為言說者和言聽者對命令行為的描述，他們本身并不構成這一行為，因此二者都是交際主體，而不是行為的參與者。他們就像觀眾在看臺上的表演。通過言語陳述手段，傳遞了某種“她”迫使“他”離開的社會及心理力。但對于“I ordered you to leave”而言，言說者和言聽者卻都變成了行為的參與者，他們就像臺上的演員一樣。最后，言語行為建立在文化模式之上。Langacker認為：“言語行為也是基于文化模式之上的。作為社會上已經認可的互動方式，這些模式作為認知域得以喚起，可服務于多種多樣的語言目的。”“言語行為所喚起的文化模式代表了社會互動及言語互動的熟悉場景。”近年來，Langacker繼續不斷地討論語言的概念基底問題。2015年，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講座中對此作過詳細的闡釋；2016年，他在《認知語言學》雜志又發表《基線與闡釋》（Baseline and Elaboration）一文，對此作出進一步的闡釋。
語篇體裁是基于文化場景（cultural scenario）之上的，代表了熟悉的語言互動類型。Langaker在《導論》第13章認為，會話語篇就是社會性的、可協商性的，其實現往往有賴于多方的互動行為。會話是人類互動的產物，基于特定的社會文化場景。因此，會話分析研究的操作機制自然對認知語言學社會維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概念化依賴于我們與之打交道的世界。我們所棲息并與之打交道的世界不僅具有物理維度，還具有社會文化及智識維度。人類的概念化依賴于直接經驗，也可以超越直接經驗，既具有具身性，也具有離身性。Langacker在《導論》第14章認為：“我們談論世界，盡管根植于直接經驗，但卻有一個心理建構體，其建構是通過抽象化（abstraction）、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及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實現的。”抽象化、概念整合及主觀化等心理機制的建構過程，本身就融入了社會文化維度。因此，我們與世界打交道不僅有自我的親身體驗，也有自我的心理建構。
基于以上梳理，我們進一步認為，了解清楚什么是“社會認知”對于評判認知語言學的“社會轉向”討論至關重要。1997年，Baron 和 Byrne 在《社會心理學》中指出：社會認知就是我們解釋、分析和記憶有關社會世界信息的方式。通過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獲得三個主要信息：首先，我們日常所作出的解釋都是由社會文化來決定的，脫離社會文化語境的解釋都是很牽強的；其次，我們所接觸的社會信息都是被分析過的，也就是說，這些信息都是經過他人解釋的；最后，我們所記憶的社會信息可因需提取。依照社會認知的定義，以上所梳理的關于認知語法之社會文化維度研究的觀點，可認為是一個解釋、分析和記憶有關社會信息的方式。我們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就是通過語言的表征實現的，因為語言活動（互動）、語言表達式的意義、語篇體裁等都是建立在社會文化基礎上的。
綜而觀之，學界關于認知語言學研究“社會轉向”的說法有待商榷。認知語言學對社會維度的研究早就有提及，不是“轉向”問題，至多是一個論述“不足”問題。依照Hawking和Mlodinow哲學著作《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一書中的“M理論”，任何理論都不能“包打天下”，都只是對某一方面的格外關注。因此，我們對目前學界關于認知語言學的“社會轉向”問題還需要認真審視、謹慎對待。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寧夏回族花兒的認知體驗及英譯研究”（16CYY011）階段性成果）